《礼记·少仪》指出，言语之美，穆穆皇皇。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蜀学与经学研究负责人、四川师范大学荣誉教授） 进入专题： 巴蜀哲学 。明末清初的费密提出以力行代清谈的主张，提倡通人事以致用的经世致用之学。
巴蜀哲学所蕴含的开拓创新、和谐兼容、知行统一、经世致用、情理结合等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认真总结、整理研究，进而继承创新。明末的来知德重视象数，指出舍象不可以言易，认为理寓于象数之中，假象以寓理，通过象数来阐发义理，重新解释《周易》，对易学有所发展。玄宗、僖宗为避安史之乱入蜀，使巴蜀佛教进一步兴旺。三苏蜀学对自然之人情较为重视，这有别于更加重视人的道德理性的宋代理学家，亦是蜀学及巴蜀哲学特征的体现。 哲学史专家钟肇鹏说：广义的蜀学，其内涵和外延均相当于巴蜀文化。
谢无量著《中国哲学史》，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其治学倾向在于思想学术随时代变化而不断发展，而不是侧重于文字训诂。进入 陈来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理学 。
后来，朱熹全面继承和发展了二程在这三个方面的思想，进一步做了哲学上的提高和体系化的论证。具体而言，哪些方面能表达出宋明理学自己体贴的那一面？程颢说：天者，理也。而这个最高范畴贯通天人，统摄自然世界和人文世界，可以说这为儒家的价值原则提供了一个形而上学的依据，这是理学之所以为理学的一个根本。这代表了程颢对于五经思想的新的诠释。
因为宋明理学诞生在北宋，可是一直延续到清代，因此如果按照这段历史来讲理学的体系，应该叫宋元明清理学。格的意思就是穷究，物指物之理。
那么，天理这两个字在先秦的儒学里面已经有了，怎么能说是自己提出来的？这就在于体贴二字，不是说这个概念形式是他提出来的，而是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以及通过这个理解所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儒学体系，他们有自己独特的体会。性即理这个命题对性善论提出了一个更加哲学化的支持。包括道家《庄子》也讲天理，但儒家更多的是指向社会的伦理道德原则，把天理跟人欲相对提出来，宋明理学中所讲的存天理，去人欲也是从《礼记》的这种对立里面引申出来的。程颐跟他哥哥的观点是一致的，他说皇天震怒其实并不是说有一个人格神在天上震怒，只是表达说理是这样。
在二程的体系里，是把理或者天理的概念提升为跟上古宗教中神的地位一样高的本体地位，成为一种最高范畴。 宋明理学这个概念，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比较有确定性的名称，可是这个名称要细究起来也不能说是完完全全的科学，是大家约定俗成的。因而二程首先在对理的理解上已经颠覆了商周文化中把帝和天当做人格神的最高主宰的观念，把古代文化中代表宇宙最高实在、最高主宰的观念理性化，表达为理或者天理，这是哲学上的一大进步，也代表了他们自家体贴出来的新内容和理解。但宋明理学对理的理解，不是仅仅停留在《礼记》中的理解上，宋明理学的创始人二程之一程颢讲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在理学史上也受到关注：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
朱子自幼便对天地万物产生强烈的好奇，尚在咿呀学语时，他就曾问父亲朱松天之上何物，后来又常常烦恼天地四边之外，是什么物事这类问题，甚至到了其时思量得几乎成病的程度（《朱子语类》卷九十四）。后来，他曾回忆当时考题为刚中而应，同场有考生说《易》中共出现过七处，但他默数后发现只有五处，待翻检原书查验，果然只有五处。
多年后，朱子曾将当时的情形亲书示书堂学者，要求前来问学的众人都铭记延平传下的读《易》之方。夫为仁由己尔，何力不足之有？（《杨时集》卷十一《京师所闻》）仁作为道德基本原则属于理一，须得从日用间的具体践履（分殊）中去获得，故应当为仁由己，身体力行。
道亦无玄妙，只在日用间着实做工夫处理会，便自见得。可见，延平的教诲令他切实意识到，自己虽已决意尽弃异学，但是读书为学之间，仍有好谈空论的弊病，从此之后，更加在意由文本去推见义理。可见，在朱子的强烈影响下，其门人也将读书视作通向格物的要途。进入专题： 朱熹 读书法 《周易》 。基于道南学派的立场，延平更重视对于形而上之理的直接体认，如他常常危坐终日，以验夫喜怒哀乐未发前之气象为如何，而求所谓中者（《晦庵文集》卷九十七《延平先生李公行状》），即通过静坐使心灵复归思虑未产生前的宁静状态，以求在应接事物时能符合中道。同年，作为《周易本义》前身的《易传》也基本完成，其中贯彻《易》本卜筮之书的观念，立足卜筮，六十四卦卦爻辞也得到新的训释。
李侗拈出理一分殊四字，本意是勸导朱子回归儒学，但其中所蕴含的理论架构，则塑造了朱子读书为学方法的形成。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朱熹及其精心建构的理学体系至今对我国乃至东亚文化圈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他回忆说：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出入时无数文字，事事有两册。（《朱子语类》卷十）后学叶采曾以致知莫大于读书（《近思录集解》卷三）解释朱子的格物论。
淳熙二年（一一七五）鹅湖之会后，朱子曾反思自己与陆九渊学问的差别，并说：近来自觉向时工夫止是讲论文义，以为积集义理，久当自有得力处，却于日用工夫全少点检。朱子去世后，弟子辅广蒐集相关言论纂成《朱子读书法》，后学编纂的《朱子语类》中亦专设有读书法条目。
延平须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的易教，不仅启迪《易》本卜筮之书这一石破天惊（钱穆：《朱子新学案》）之论的提出，由分殊推认理一的理论架构还成为朱子读书法和格物致知论的重要来源。《大学》有云致知在格物，作为格物致知之一途，读书尤受朱子推重，他曾说：读书以观圣贤之意，因圣贤之意，以观自然之理。格物论则是朱子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修养方式源自杨时，被朱子称为龟山门下相传指诀（《晦庵文集》卷四十《答何叔京》）。
这个事例不仅说明他对《易》的熟稔程度，还从侧面反映出，通过熟读讽诵书本以获得知识早已成为他的学习习惯，对其日后认识论和读书法的形成都有深远的影响。不过，这次故人相逢却并不投机，朱子在席间大谈释学，禅气十足，李侗提点他道：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
他要朱子仔细读《易》，也是希望他通过读卦爻辞领会一些道理，以期在静坐中进入思虑未发的状态。若学者未曾子细理会，便与他如此说，岂不误他。
从学理上看，朱子读书致知格物论的形成，自然是得益于他对《大学》元典及二程相关学说的精思。延平却指出：尹说固好，然须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说得此话。
黄榦《朱子行状》曾记载一件轶事，说朱子童稚时曾沙上独端坐，以指画沙，视之八卦也。然而，朱子一直以来养成的思维方式却通过读书和思考，尤其是对经典的阅读和理解，一方面获得知识的积累，另一方面实现德性的修养。值得注意的是，朱子自此读书益加详细的理解实际上与延平本意间是存在一定偏差的。大凡看书，要看了又看，逐段、逐句、逐字理会，仍参诸解、传，说教通透，使道理与自家心相肯，方得。
由分殊推认理一的为学方法也成为杨时所开创道南学派的一贯立场，为李侗所继承，并尝试传授给朱子。（《朱子语类》卷十一）这是提醒朱子，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固然是高论，但必须落实到《周易》中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之中去理解，若无由分殊之处去子细理会的过程，却空谈形而上的理一，便是在误人子弟。
朱子虽然仍有不服，但开始反躬自省，不再读佛老之书，且将圣人书来读。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
这位李侗世号延平先生，是其父朱松的同窗好友，二人曾共同从学罗从彦，而罗从彦又是程门高弟、道南学派创始者杨时的弟子。同年十二月，朱子又提出圣人作《易》本是使人卜筮以决所行之可否（《晦庵文集》卷三十一《答张敬夫》）的大胆主张，这在当时普遍以《易》为圣人说理而作的思想背景下，显得尤为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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